梁延秀

　　2007年2月，得悉环翠区孙家疃镇里窑村村民代振浩先生收藏有民国时期威海老报纸的消息后，365最新网址即刻前往，从代先生手中收购《威海日报》26张、《黄海潮报》24张。

　　据代振浩先生介绍，这些报纸是从整理岳母遗留给妻子的挂镜时发现的。

2006年9月，为了重新装订松掉了的后挡板，他拆开镜框时竟发现在挡板与镜面之间夹有一叠保存完好的老报纸。代振浩先生说，这面镜子虽是岳母所遗留，但论起这些报纸的具体收藏人，可能是妻子的老爷爷—苗华芳先生。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苗华芳先生曾在一家渔行做出纳，他识得文字，并略有余钱用于这种文化消费，极有可能是他购买了这些老报纸，并且在制作挂镜时为了填塞镜框空隙而阴差阳错的把这些老报纸保存了下来。老先生可能不会想到，他这一举动给后世传承了多少宝贵的历史信息。这一时期威海的老报纸所存无多，而且大多不全，这些报纸的发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对当时的历史变迁和报业概况都可以提供进一步的认识。

　　这些老报纸采用的是竖版印刷方式，纸张多已泛黄，但保存条件较好，图片和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而且属于该报纸中比较少见的期本，尤其结合威海市档案馆原藏的《威海日报》和《黄海潮报》及其他同时期老报纸，对认识当时威海的社会状态和发展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自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外来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创办近代报纸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近代报业的经营理念和运营模式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 ，尤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了中国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我们查证资料得知，这两种老报纸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威海日报》是由广东人许震江于1930年1月创办，每日出对开一大张（逢星期一出单张），后改四开四版，内容主要是本地及国内新闻和广告，1935年停刊。

　　而《黄海潮报》是1931年8月1日创刊，平日每天出一张半（六版），逢星期日（后改为星期一）出一大张（四版），内容以新闻和广告为主，兼有文艺副刊。社长刘福堂、刘寰洲，主编赵少全（冷闲），发行人米义山。《黄海潮报》主要在本地发行，兼销上海、香港及日本、朝鲜，1938年日本侵威时停刊。

　　这次发现的老报纸集中于1932年和1934年，此时，报纸自身创立也有了一段时间，经历初创的种种磨练之后，办报水平也更上一层楼，能更好的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和办报人的思想、理念。

　　从发现的这两份老报纸看，其内容多包含本地新闻，国内时势、 国际通讯、局署公告、社团通知、社评文章、诗歌小说、散文杂记等.而其版块设置也大同小异，其中《威海日报》主要包含本埠新闻、各地通讯、威光副刊、社评、漫谈、编后余谈等；《黄海潮报》则包括本埠新闻（本市新闻）、各地通讯、本埠商况、最新商情、社会一角、小评、编余闲扯、来函照登等。通过这些版块和内容，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威海乃至中国社会的多样生态。
首先，这些老报纸鲜活反映了当时威海当时的社会状况。

　　1930年威海重新收归中国政府管理，这些老报纸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南京国民政府政府及威海卫管理公署管理、建设威海卫的一些情况。威海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和平方式收回的租借地，为了更好的管理这一地区，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威海卫特别行政区，内设威海卫管理公署，直接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

　　威海卫的回归给威海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威海卫管理公署也借助这一时机，开始了建设威海的计划。《黄海潮报》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即报道了威海卫管理公署首任专员徐祖善的《繁荣威海计划》，对于发展威海卫的计划进行了介绍。据《黄海潮报》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载，威海收回之后成为我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只是威海当时尚没有码头，对于商旅来往多有不便。为了畅通商路，充分发挥威海的港口作用，南京国民政府也批准了建设威海码头的计划，并将付诸实施。

　　针对这种新的生机，威海卫管理公署的其他政策也呈现出种种新气象。尤以计周发表在这些老报纸上的威海卫管理公署纪念周记录为代表，它描述了威海卫管理公署及其下属机构一周的工作状况，这一透明化的政务信息公开行为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也有一定鉴诫作用。另外，管理公署还公开年度经常费支出比较表，并奉令于国难期间紧缩经费。

　　为规范社会生活，管理公署经常在报纸上发布各种通告和公告，通知市民换发各种新牌照，公布核准通过的洗衣局、茶社、接生婆，公安局还公布月份违警罚金记录等。这些举措都为威海人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

　　这两份老报纸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关心民生的趋向。特别是《黄海潮报》每隔一段时间都有设专栏公布本地商况和最新商情，把各种日常用品的价格水平，引导市民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也对今天的我们研究当时的物价水平提供了资料。两种报纸的头版、二版和其他各版都有整版或一定篇幅的的广告，反映出当时的威海工商业已相当繁荣。工商业与传媒业的相互促进，既反映了报业发展程度，也说明了工商业主的广告推介意识和现代经营理念。威海商会和其他同行公会也不断在报纸上发表通告，或召集会友扩大规模；或发表声明，发布该行业或某一经营者的运营状况。

　　在这种背景下，威海人民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新气象。据载，民国二十一年，威海先后举行了春季运动会和秋季运动会，还有威海震威足球队大战英舰足球队的记载。以这些活动为标志，威海人民的社会风气和日常生活都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转变中最活跃的是青年会组织。青年会组织演说竞进会 “破威海之大荒”，组织篮球比赛，举办各种层次的民众学校，有力推动了威海社会风气的转变。南京国民政府推动新生活运动前后，青年会积极响应，青年会收买苍蝇、在乡区设立民校更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当然向处乱世的威海人民也并非像在桃花源那样惬意，还有不少天灾人祸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暴风不时肆虐威海，《威海日报》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就对姜南庄的旋风灾害做出了解释。

　　而且，时风不古，除了有杀人、偷盗、抢劫、贩毒等案件见诸报端外，威海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最大人祸莫过于韩复榘与刘珍年的势力之争，导致“地方糜烂，胶东兵祸，鲁人亟盼中央解决”。连年的兵祸，“遍地皆匪”，文登县学都不得不停课。

　　另外报纸还设有诸如海外珍闻、常识问答等专栏，向大众普及用电、电话、火车、油墨等常识，提升人民素质。

　　其次，这些老报纸准确记述了当时的国内外概况。当时办报的知识分子阶层多具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多以挽救民族希望，引导地方舆论为已任，正如《黄海潮报》 “发刊词”所说，既要“将整个威海区‘潮’到内地去”，也要“将各地新文化顺便带到威海来”。

　　对那时的中国来说，抗击日本侵略和国共两党的斗争成为国事的焦点，《威海日报》和《黄海潮报》也围绕这两大问题展开了自己的报道与评论。

　　1931年九一八事迹之后，日军步步紧逼，不断向中国腹地推进。针对这一态势，中国社会各阶层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各大报纸也如实报道这些情况，并通过发表社评阐述自己的立场。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把这一民族问题上交给国联，力图借助国联力量解决危机。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经过一年的调查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国联调查报告书》，通称“李顿报告书”。报告书允许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允许伪满洲国拥有自治权，主张“国际共管”中国东北地区等。以英国为主导的英美等国，为了实现在东北地区的“利益均沾”，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日本的合作。

　　报告书公布之后，《威海日报》发表声明说“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是中国整个问题影响世界和平最富时间性之国际新闻，尤为阅者所渴望一窥其全豹者，为此特将威光副刊停止三日”，全文公布调查书译文，并发表社评说，“在此等中日不能两立之情势下，若犹妄言外交可以解决之一切，……国家……不堪思议。”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发布宣言，《威海日报》还公布了冯玉祥、程潜、李烈钧等人的通电，他们“主张武力抗日，指摘调查团报告书，放弃依赖国联谬想，当局……应于政策上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切实与民众合作，全国动员，……坚决为武力抵抗而奋斗。”

　　无论《威海日报》和《黄海潮报》都对日军的侵略步伐进行即时报道，《黄海潮报》更是综合编录、连载了《九一八以来日本之军事侵略》，让人们了解日本步步紧逼的过程，更大激励国民的御侮之心。

　　总之，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调查书发布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交官、学者及社会名流等纷纷发表意见，虽然主张各有差异，但总的趋势则是开始丢弃对国联的幻想，主张充分依靠中华民族自身的力量求得民族生存和发展。

　　身处日军铁蹄之下的东北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更是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反抗侵略的决心和斗志。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出在东北发动民众武装反日，收复失地的号召，并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各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引导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组织队伍奋起反抗，其中最著名的即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救国军。《威海日报》和《黄海潮报》都发文介绍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民众救国军的“军力、装备、领导，奋勇斗争情况和冻馁之苦，号召人民踊跃捐助，并‘切望中央政府及爱国诸公能及早予以接济’”。

　　面对这种情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频频调动军队围剿共产党，并发表训话，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先“剿匪收事半功倍之效”。《黄海潮报》也刊载了这样一条通告，“征集三民主义为中心之各种青年及儿童小说及传记文学，进行三民主义思想宣传教育”，力图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在国民政府军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日军侵略不断深入，拟“夺取热河，作一更露骨之表示”。日军一方面加强武装侵略，“大举攻击满洲里义军”，“破坏中东路”，“日机轰炸锦西农村”，“伪警进驻”，“密云又紧张”，“日军增兵热河，形势紧急”等消息不断通过报纸被传达给国民。绝地抗战的东北人民也不断告急，“东北民众救国军马占山等通电乞援”。另一方面，日本由于小国寡民的限制，不能承受战争消耗，所以采取了“以战养战”的策略。报纸内容也多有反映，“日人在滦东设植棉委员会，劝民种植，给予接济”。并且，为了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巩固管制，“日本以文化手段吞并我东北，于各大学毕业生中遴选优秀者一批派赴满洲政军金融各界活动。”

　　新闻是历史的日记，老报纸是对历史真实的还原，每天的报纸都包含着影响历史发展的微小因素，蕴藏着历史进程的细微变化。通过《威海日报》和《黄海潮报》这两份报纸的解读，我们即可以对当时的威海与中国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可以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