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一个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熟悉的英国人，他的名字为雷金纳德·F·约翰逊（Rejinald·F·Johnston），庄士敦是他为自己起的中国名字。但对他的熟知，

基本上都来自于他给溥仪当老师的那一段历史，而对他供职英属威海卫行政公署长达16年的经历，却很少有人知晓。 1874年庄士敦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189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1898年庄士敦经过激烈角逐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便被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派往香港。在经过半年的汉语强化学习之后，被任命为辅政司助理，协助骆克哈特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庄士敦深得骆克哈特的赏识。1902年骆克哈特到威海卫任行政长官时，曾力荐庄士敦为副手随同前往。然而，这一计划因殖民部选择了早庄士敦两年的实习生沃尔特而落空。直到两年后年沃尔特到天津南非移民局工作，骆克哈特始得如愿以偿。1904年5月，庄士敦来到威海卫。

　　庄士敦特别崇拜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思想几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不仅为自己起了中国名字——庄士敦，而且按照中国的习惯，取《论语》“士志于道”，为自己加了一字“志道”的雅号。事实上，庄士敦也的确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他的许多努力都被西方人视为惊世骇俗之举。在他的著述中，绝少出现同时期西方人眼中经常出现的对中国人岐视与轻篾，更多的则是为中国的传统进行辩护。在他的眼里，“不仅在中国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真正值得钦慕和保存的东西。”他认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同样，快速地放弃自己独有的理想则是危险的。”为此，他不仅反对洋商们急欲以中国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企图，而且尖锐地抨击西方教会在华传教行为。因为他认为中国具有以儒教为代表的最好宗教，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行动纯属多余。同时，他也激烈反对中国出现的各种激进思潮，反对任何激进式的革命。他认为中国人如果完全摧毁了自己数千年的传统，就可能同时毁掉一切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起良好作用的事物。在他看来，儒家思想绝不应受到攻击，因为它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唯一可以把中国人联为一体的纽带。他描述到：“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 上万个村庄派出所！”

　　正因为有如此认识，庄士敦对威海卫的环境感到相当振奋，因为“20世纪初的威海卫数十年来，甚至数世纪来，几乎未发生任何变化”，在许多方面“堪称中国的缩影”。很显然，在他看来，威海卫是实现政治、社会理念的理想之地，他要在这里为“儒家思想的生命作最后一搏。”他来到威海卫后，帮助骆克哈特进行了一系列政制改革、司法诉讼制度改革，利用中国人的心理，借用孔孟之道，大施“维护旧制”的统治方略，从而巩固和加强了大英帝国在威海卫的统治地位。

　　总董制是庄士敦在威海卫的一大杰作。在英租威海卫之前，威海卫的农村基本上处于封闭的家族式管理之下。各村在地方乡绅或宗族大户的维持下，依靠族规村约实行自治管理，偶而也有几个村联合起来共同管理本地事务。1902年骆克哈特上任后，对原有村董登记造册颁发委任状，承认他们在农村的权力与地位。然而在接下来推行的司法制度又无意中冲击着这种管理体制的运行。如法庭每天开门办案、诉讼全部免费等改革将大小的争端都带到了法庭，不仅使法官不堪重负。而且使乡绅阶层的世俗权威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农村管理事无巨细都由政府秘书兼地方法官处理，从而造成政府行政管理效率不高、政制运行不畅、当局与民众沟通困难等问题。庄士敦为改变这种体制的弊端，于1905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全区300多个村庄划分26个小区，每个小区增设总董一名；同时再把26个小区划分南北两个行政区，各设行政长官管理。这样在政府与村董之间又增加了一个管理层次，由总董协调村董的工作，总董则完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庄士敦的计划得到了骆克哈特的支持，1906年开始总董制在全区推行。南区17个小区，北区9个小区，每个小区平均约12个村庄。总董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主要职责是传达政令、征收税捐、发放契状纸、维持小区治安并调解民间纠纷，同时就农村管理问题向殖民政府提供政策上的建议。1914年开始又实行村董选举制，村董由村民直接先举产生。总董制推行方案和行政区划分方案，理顺了当局与农村基层的关系以及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庄士敦于1906年开始任南区行政长官，并且一干就是12年。

　　庄士敦也还是司法制度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在英租威海卫之前，界内地区的案件分别由文登、荣成两县县衙审理。而那时的开庭时间每月只有6天，收缴案件审理费达10种之多，大部分民间纠纷由亲戚、邻居、长辈或村董调解解决。英国人来到威海卫后，为了体现“父母官”的关爱之情，法庭不但每天都开门办案，而且不收任何讼诉费用。这样一来，原本在村中化解的矛盾却全部带到了法庭。因而出现了庄士敦所说的“村民们到法庭如同到戏院等娱乐场所一样轻松”，诉讼成了“村民们颇受喜爱的一种活动”的现象。为了阻止那些微小的纠纷进入法庭，在庄士敦的倡导下，采取了两条限制措施。一是实行了案件村董负责制，将大量民间纠纷交由村董处理；二是收取一定的诉讼费用。1909年开始时每案收2元，1913年增至3元，1916年增至5元，1917年则增至10元。提交诉状是中国的传统法律程序。一开始英国人沿续了这一做法，但诉状书写人必须持有政府发放的执照，每份诉状可收取2元钱的书写费。后来庄士敦发现有些诉状书写人向当事人收取贿络、勒索钱财，并故意夸大事实挑起诉讼，便于1907年取消了这一制度。诉讼人如不识字，可以当堂口述案由。但这一改革又带来另一问题，有些当事人东拉西扯、罗哩罗嗦老半天也讲不清案情，使庄士敦不得不拿出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精力来听当事人的叙述。1909年庄士敦在决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同时，又恢复了讼状递送制度。不过写诉状的不再是社会上的那些笔墨先生，而是由政府确定的、领取政府工资的专人在公署为人代写。状纸也由政府统一印制。最初，诉状是交给庄士敦的职员。后来他发现职员中有受贿腐败现象时，便取消了这种作法。此后，不论是在住处还是在法庭，所有诉状都由被告亲自交给他本人。为了鼓励那些“不敢公开上诉或不敢控告本村某些颇有影响力的人或家族”的冤屈者向法庭合理上诉，庄士敦还在南区法庭附近路边上设置了上了锁的投诉箱。尽管投诉的内容中有些是为泄私愤而制造的莫须有的罪名，但庄士敦仍觉此举非常有用：“本箱内存物由我亲自检查，几乎每天都有各类诉状投进去……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大量信件具有重要价值，有些诉状便于法庭在审理中甄别真假，……即便诉状箱不能发挥任何别的作用，在明了当地人们个性、特点方面也是很有用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庄士敦认为记住法律条文对于法官而言并不重要，因为中国人向来不大以法律为准绳，风俗习惯和道德价值观念才是他们的法律。倘若严格以法律条文来审案，不仅不利于查清案情，而且会导致不公正。因而，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他更多采用的是用孔孟的道德观念来说教当事人，用当地通行的俗规来化解矛盾。

　　庄士敦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和风土人情极为稔熟，对儒、道、墨、释也有相当的研究。在威海卫他不仅能用熟练的地方语言同人们交谈，而且还经常引经据典来表述自已的观点，还不时地来上几句唐诗宋词增加语言的感染力与幽默感。尽管公务繁忙，他仍然挤出时间进行他的汉学研究。他视封闭保守的威海卫为研究中国社会的最好素材，为防止威海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西方的影响和中国革命的推动下发生变革，也为了使英国人更多地了解这个被讥之为“大英帝国的灰姑娘”的地方，庄士敦决定通过写作将威海的一切生活画面记录下来。为此，他在威海四处巡游体查民俗风情，直接从百姓手中收集写作素材，并于1910年出版了《狮龙共存威海卫》。

　　工作中他努力以中国传统的“士”的标准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刻意树立一个“父母官”的形象。他认为无论是掌握实情还是增进当局与界民的感情出发，地方官员都不应该仅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阅文批改，而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到基层的实地调查中去。为此，他经常独来独往地去租借地巡游，走村串户，调查社情民意，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在威期间，威海的山山水水、庄庄疃疃让他走遍了。在村里，他能用流利的威海方言与百姓交流，家长里短、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民间传说、趣闻笑话、谚语儿歌等无所不谈。他非常反对其同僚蔑视小民要求的言行，他认为从当局的利益来看这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百姓而言却非常重要。在施政过程中，他更多地是用中国传统说教的方式，用孔孟之道说化人们的道德意识，约束百姓的行为。即使是开征新税这样的重大政策实施，也多是先主动征求各界的意见。正是凭着深厚的西学素养和对儒家学说的深入探究，庄士敦很快就看融入到威海社会当中，为各界人士所接受。甚至连夫妻不和、婆媳不睦、邻里纠纷之类的琐事都要请庄士敦去说道说道。在1904年他上任的当年，境内商绅就为其赠送卷轴，誉为“父母官”。1930年他从威海卫行政长官任上卸职回国时，商绅们按中国传说又为其奉上一只盛满清水的洁白瓷碗，喻其为官清廉，品行高洁。

　　为稳定英国在威的殖民统治，庄士敦的确做到了殚精竭虑，不辱使命。但他却被英国人尤其是殖民部视为保守主义者和儒家信徒。他特别喜欢旅游，他的假期几乎全部用在了外出旅游。1902年7月他穿越云南、越南、然后又到了缅甸；1906年他又沿长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1908年又到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1913年再次选择了最终一站为普陀的旅行。因而他被许多英国人称之为“愿在野地里生活的人”。在此期间他根据沿途的实地考察完成了《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等书的写作。这些书出版之后，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以林绍阳的笔名写的《一个中国人对基督教会的抗议》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因为该书公开指责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反对传教士想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谴责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胡乱干涉。当人们得知这个又懂英文又懂法文的“中国人”竟是庄士敦时，又纷纷指责他的大逆不道，并称之为“古怪的佛教徒”，使其在英国国内的威信大受影响。庄士敦的古怪主要来源开他的孤僻性格。他思维特别，不善结交朋友，自小就喜欢独自行事。在牛津大学期间，他少有的几个朋友之一的克莱门迪（后任香港总督）同他同宿舍时，很快地发现他“那自私、好唱反调而又沉默的个性，很难成为一个友好相处的舍友”。在香港同当见习生时两人又同住一个宿舍。仅仅相处四个月，他便决定“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搬出这幢房子”，“他还保留着在牛津大学时的所有缺点……不可能同他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1902年7月他的父亲病故，他不利用假期回家参加父亲的葬礼，却选择了远出旅游，其举动连他的朋友都不理解。在威海任职期间，他的特立独行也使地方同僚关系比较紧张，时常遭人忌恨，除了骆克哈特，他几乎没有其它倾诉对象。特别是沃尔特于1906年重返威海卫任政府秘书后，与庄士敦格格不入，弄得骆克哈特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平衡两人的关系。沃尔特1911年回伦敦休假时，到殖民部打了个“小报告”，说庄士敦“是个喜欢在野地里生活的怪人”，整天无所事事，工作凡凡一般。由此殖民部的官员对庄士敦产生了一种不太好的印象，这种印象又直接影响了庄士敦的仕途。1913年庄士敦离开英国15年后第一次回国。他怀着殖民部能给他提供一份满意工作的愿望来到殖民部，结果他被拒绝那怕是一次简短的拜见。他顿感备受冷落，心情更加忧郁，情格更加孤僻。他无时无刻不在做离开威海卫的打算。他谋过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的职位，也求过香港大学副校长的职位，但结果都没能如愿。然而到了1918年，机遇终于来了。这年8月底，庄士敦像通常一样离开威海到内地旅行。10月底他来到了上海。

　　1918年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不能继续为失去权力而仍保留帝号的溥仪当老师。为适应溥仪有朝一日重新执政的需要，徐世昌等人决定为溥仪挑选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的老师。物色人选的任务交给了李经迈。

　　李经迈是李鸿章的次子，曾在清廷担任不同要职， 出使地奥地利，并随戴涛贝勒前往日本、欧美考察军事。辛亥革命后，李经迈来威避难，其间与庄士敦交往甚密，对庄士敦的为人和才华赞赏有加。在他看来，由庄士敦出任帝师是最佳选择。两人在上海偶然相遇后，李经迈立即约见庄士敦商谈此事。这对于庄士敦来讲，是想都不敢想的重大喜事，他为之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经迈的邀请。经徐世昌与英国公使馆交涉后，1919年2月，庄士敦离威赴京，开始了其帝师生涯。正是这一转变，使庄士敦迈上了人生的又一个台阶，进入了常人难以接近、充满神秘感的帝后生活，成为近代唯一一位在紫禁城中生活过、也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并因此而名闻天下。英国政府至此似乎也发现了庄士敦的价值，在其离威前，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CBE）。

　　庄士敦进入紫禁城后，以极大的热情投放到新的工作中，给这座异常坚固的封建堡垒带来了一丝清新之气。在宫中，庄士敦除向溥仪传授英语、天文、地理、算学及欧洲法制史外，更教给他英国绅士风度和礼仪，并不时向溥仪介绍国内外重大社会变革，甚至将《新青年》等激进刊物带给溥仪阅读。为使溥仪更多地接触外界事物，庄士敦还向溥仪引见了英国驻华公使、驻华舰队司令、日本驻华公使、泰戈尔、胡适等人，成为溥仪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庄士敦为溥仪展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溥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用溥仪自己的话说“庄士敦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在他的眼里，庄士敦一切都是最好的。时间长了溥仪开始对祖宗的许多旧制感到了厌恶，并作出许多令遗老们震骇的超常之举。他剪掉了辫子，起了洋名，穿上了西装为在宫中学骑自行车，他命人将宫门槛一律砍掉；他计划将颐和园改成大商场，甚至想留学西洋。应当说，庄士敦能够进入皇宫成为帝师的本身就是破天荒的，而他使溥仪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同样是不同寻常的。作为溥仪崇拜的偶像，庄士敦也积极参与废除太监、改革财力管理及以外交关系等宫中重大事务的处理。他的尽职尽责也得到了很多回报，被赐“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看舆”、“赏穿带素貂褂”等格外恩赏。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紫禁城后，庄士敦多方协调，使溥仪逃入日本使馆。此后，庄士敦结束了帝师生涯，但仍与溥仪保持联系。在与溥仪的关系中，最令庄士敦懊恼的就是他最终沦为了日本的掌中玩物。因为他对溥仪复辟是持反对态度的。1928年3月，庄士敦在给英国殖民部的函中写道：“如果他要就此问题（指溥仪复辟）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建议他拒绝接受，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中国的和平统一。不幸的是，尽管和蔼可亲，他却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年轻人，而且意志力薄弱，所以我担心，在他周围的一些人当中，有些人会出于私利寻机敦促他从事这样的冒险。考虑到他性格的软弱和将成为满洲君主，在沈阳他将只不过是日本人手中的一个傀儡，这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庄士敦在阻止溥仪称帝上终无多大作为。

　　1927年庄士敦重回威海卫出任行政长官。临行前，英国殖民部明确指示他此行的使命是负责交还威海卫的相关事宜。但这一次，庄士敦尽管明知“此番上任并非是铺满玫瑰的坦途”，他却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爱上了这里的一切”，“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经过多年奋斗而终于成为一方主宰的庄士敦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无所作为的“看守长官”。当时的威海卫虽经英国20多年的殖民统治，经济与社会并未出现昌盛发达的景象，来威的外国人“无不为这里原始的生活状态而震惊。”与其他通商口岸和租借地相比，不免黯然失色。考虑到威海卫归还在即，庄士敦感到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威海卫留给中国，必将使英国人招致骂名，影响英国的形象。同时，由于军阀混战，境外许多富户纷纷避迁威海，经济发展略有起色，这也令庄士敦认为事属可为。为挽回英国人的面子，庄士敦一方面幻想延迟归还威海卫，并向殖民部提出许多展期方案。1928年2月，庄士敦又致函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建议英国政府出面调停南北争端并将停战点选择在威海卫。以此迫使南北双方修改1924年签订的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为远东舰队续租刘公岛增加更多的有利条款，威海卫陆地租占区则由英国续租10年。另一方面，庄士敦敦请英国政府放宽对威海卫的财政控制，扩大公共财政支出。在他的努力下，当局倒也搞了一些比较象样的“形象工程”。但威海卫回归已是大势所趋，庄士敦推迟归还威海卫的打算却无法实现。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给威海人留下了一句非常自负的话：“我坚信你们将会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强的领导人，但绝不会遇到象我那样对威海卫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领导人。”

　　庄士敦回国后，经骆克哈特等人推荐担任伦敦大学中文教授并兼任外交部顾问。尽管人在英国，但是中国仍是庄士敦最关心的，尤其是溥仪。对于溥仪痛苦而艰辛的经历，庄士敦始终满怀同情。1934年庄士敦写成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记述了满清王朝盘踞紫禁城200多年后的黄昏时期——从民国成立到1924年溥仪出宫这段时期的变故、没落的真实情形，引起轰动。他在书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最真诚地希望溥仪皇帝陛下及其在长城内外的人民，经过这个黄昏和长夜之后，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更为幸福的时代曙光。”1935年，庄士敦最后一次来中国，并到长春造访了溥仪，但对溥仪的留任邀请婉言相拒。

　　晚年的庄士敦在爱丁堡购买了一座爱伦岛，给其岛上的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整日把玩溥仪所赐之物，无心世事。1938年，在对中国往事的无尽思念中庄士敦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