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反映一战期间英国在威海卫招慕华工的历史照片。此间，英、法两国在中国招慕了十多万华工到欧州战场，仅从威海卫出发的就有五万多人。然而，这组照片被尘封了80多年，这段历史也几乎被人忘却。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同德奥为核心的同盟国在比利时与法国西北部摆开了主战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巨大的伤亡使交战各方兵员锐减，后方与补给线上的劳力极度匮乏。特别是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使得英法等协约国人力资源紧张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为挽回颓势，法国首先将目光转向中国，希图通过招募华工来解决其战争需求。1916年初，应法国驻华公使康悌的要求，梁士诒、叶慕绰指派梁汝成、李兼善等人与法国军方代表左治·陶履德上校订立在华招工合工，并筹建惠民公司专司招工事宜，5月14日，天津惠民公司与法军代表签订了招募华工20万人赴欧参战合同。但由于德国的阻挠战地作业的危险以及中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等原因，法国在华招工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同年10月25日，天津市民8000余人集会，要求解散惠民公司，禁招华工，并发起抵制法货运动，使法国的招工计划再次受阻。

　　英国作为法国的盟国，在战争中除直接派军赴法国战场作战外，还要抽调大量人员到法国从事战勤服务。战争同样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仅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开战的当天，英军的伤亡即达57470人之多。到了1916年秋天，英国政府在经历了四十万英军的伤亡之后，更加感受到了人力缺乏的巨大压力。为尽快扭转这一局面，英国政府随即着手打算招募海外劳工。英国与法国一样，目光首先锁定在那些“干活不知疲倦”的中国人身上。1916年8月，英国陆军大臣奉命同法国方面商讨招募华工事宜。同时，应陆军部的要求，英国外交部也指令其驻华公使馆尽快拟定详细的招募方案。

　　接到指令后的英国驻华公使馆自然是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但事实上在英国政府决定实施招募计划之前，其驻华使馆军事参赞罗伯逊中校就早已选定将威海卫做为英国招募华工的大本营，并得到驻华公使朱尔典的首肯。威海卫于1898年被英国租占，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成为其驻华舰队的避暑疗养和暑期军训基地。罗伯逊等人之所以相中威海卫，主要想绕开中国的中立国立场这一难题。欧战爆发后，侵华的西方列强分为两个阵营，袁世凯政府遂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在大战前期，中国始终处于中立国的地位。在他们的眼中，在英属租借地威海卫招工自然可以避免政治上的纠葛。此前，为解决这一矛盾，英国政府曾计划以香港作为招募基地，并要求港英当局暗中着手安排。但罗伯逊等人认为广东人不适应欧洲寒冷的气候，在吃苦耐劳和易管理上也远不及北方人，该方案因之搁浅。威海卫地处山东，正适合于在北方就近招募苦力。另外，英国在威海卫已经有过多年的招工经验。早在1904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市的维瓦斯特兰矿业协会与威海卫英资洋行就联手在威修建苦力营，在山东内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招募活动，当年即有2000多名华工被运往南非德兰士瓦金矿做苦力，并有几百名华工被运往日本统治下的韩国做工。1907年殖民当局又将华工输出范围扩大到海参崴、苏门答腊等地。此外，英国于1899年在威招募中国军团的成功实践也使得朱尔典和罗伯逊对威海卫大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山东的劳工不仅能耐冷，而且强壮能干，山东是“最好的招募区域”（注：关于中国军团的历史《老照片》已有专文介绍）。朱尔典甚至希望所招劳工的主体“最好是由参加过威海卫中国军团和在南非金矿做过苦力的人组成”。在招募方式上，朱尔典建议摒弃法国通过中介公司招募的方法，代之以采用英国当年在威海卫招募组建中国军团的方式由英国政府直接招募，以降低中介费用，并表示采取此种方式将不必向中国政府做出任何解释。

　　罗伯逊的招募方案递交到英国陆军部后，很快便得到批准。1917年2月21日，英国陆军部专门成立了中国劳工公司，由费尔法克斯中校主管。1916年10月8日又委派约翰逊·波恩做为全权代表前往威海卫会同罗伯逊主管招工事宜。同年，英国陆军部在威海卫利用维瓦斯特兰矿业协会修建的苦力营和原中国军团营房，设立了“大英威海政府招工局”和“华工待发所”。华工待发所内部附设出发处、警察署、军需处、行政办公室、普通医院、隔离医院、军官膳食厅和住宅等机构设施。其中，宿舍或住宿棚每边为两层铺位，中间为三层铺位，每个棚容纳1000名劳工。威海卫城里也设有招工所，负责当地招工事宜。华工的薪水、装备和运输事宜由陆军部代表约翰逊·波恩掌管，运输船只由驻华海军提供，华工服装则由英国福布斯供给，该公司同时负责威海卫当地的招募活动。山东内地的招募事宜则由英国驻济南领事约翰·普瑞特主管，通过委托各地传教士和教徒为代理人进行招募。招募范围遍及华北及沿海各地，但以山东、江苏、直隶为主。为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英方还在国内外中国学生中广为招募翻译人员，其中，在威海卫所招的翻译绝大多数是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及汉口的青年学生。

　　各地征招的华工到达威海卫后，即送入华工待发所。经过报名登记后便进行体格初检，在英方所列的21条病例中，只要有一条不合格，便会被辞退。体检合格正式定招后，即到签名处订立合同，每人用中外文编一号码，用机器打印到铜片上，并将其卷成一个镯子套在劳工的右手上，合同期满回国后，才用机器把铜镯卸开取下。在合同存续期内，该号码即代表劳工本人，不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号码就是劳工的身份证，根据号码付工钱，分配衣食和任务。编号结束后，每人再手捧用粉笔写好号码的小石板放在胸前拍照，然后将相片贴在各自的工资本上，用于发放工资时辩认本人。华工工资分两地支付，一半在欧洲交付本人，另一半在国内按月交付家属。工资数额因职位不同而有所区别。此外在衣食住行上，技能劳工的待遇也要高于普通劳工。所订合同以3年为期，在陆军部提前6个月通知的情况下，也可提前终止合同，但最低期限不得少于1年。在威期间，每15人编成一班，选出一人任工头，并随时赴沙地进行体能操炼或队列、行军训练，经过短期集训之后，便登上征募而来的英法商船，运往欧洲战场。

　　由于英国在威海卫的招工行为属于自行其是，并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因而在早期招募过程中，曾受到中国地方政府的干预。为取得中方的支持，英方不得不以“允许中国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和“在胶州湾问题上享有发言权”等为诱饵迷惑北洋政府。随后，北洋政府侨工事务局便在威海卫设立办事处协助英方的行动。由于威海卫没有可以停靠大型船舶的码头，里进外出只有靠驳船转送，同时也缺乏同内地相连的铁路系统，因此招募速度过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第一批华工出发之后，普瑞特随即向驻华公使建议通过胶济铁路将劳工运往青岛。经过与青岛日本当局的协商，英方又将青岛作为中转站。华工汇集到青岛后，再乘船运往威海卫放洋。1917年3月，在日本的怂恿下，中国对德绝交，同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根据此前与协约国签订的密约，中国的参战义务仅限于原料和劳工的资助，从而为协约国在华招工大开方便之门。当年3月，英商即在青岛沧口建立了独立的劳工输出基地，由普瑞特主管相关事务，至1918年中期，威海卫劳工基地转移到青岛，并结束在威的招工活动。据资料介绍，一战期间，英法两国在中国直隶、山东、江苏等8个省招募的华工近14万人，而自威海卫转运的华工即达54000多人，成为一战期间最大的华工输出地。

　　“众弟兄，大家来听，你我下欧洲，三年有零，光阴快，真似放雕翎。人人有父母弟兄、夫妻与子女，天性恩情，亲与故、乡党与宾朋，却如何外国做工。内中情与境、曲折纵横，且听我从头说分明。德国王，国富兵强，人人多雄壮。器械精良吞欧州，早在他心上。起祸端奥国储王，塞国少年党暗把他伤。滔天祸从此间开了场。德国王，藉口联邦忽然调兵将，昼夜奔忙。英法俄，三国着了慌。德国兵四面齐集，安心灭法国。假道于比，最可怜，比人死得屈。英法人，拼命拒敌，水陆共进兵，马不停蹄。因战争，无人种田地，请我国助一膀臂。我国大总统，有心无力，多内乱，兄弟如仇敌。众同胞，大家尽知，欧美文明国是我友谊，最应当发兵来救济。无奈何，文武官吏，爱国心不足，眼多近视贪私利，无人顾公义。我工人，冒险而至，一为众友邦，二为自已，中华人最爱好名誉。”这是一段八十多年前流传于威海卫的一首华工出洋歌。当年，这些华工就是唱着这首歌，怀着支援友邦的胸怀，敲着锣鼓、放着鞭炮登上开往欧州的货船。然而，谁也未曾想到他们走向的是一条通往地狱之路。

　　华工到达法国即被编为华工军团（也称华工队），经过短期军训后配属到英法联军作战部队从事战地作业和后方战勤服务。据有关资料介绍，到达欧州的14万华工，其中有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军支配，1万人被“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华工们送上前线后，除承担挖战壕、运弹药、埋尸体、修路架桥等危险工作外，很多人被迫投入战斗。无论是在环境恶劣的后方，还是在极其危险的前线，华工们都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有的被虐待致死，有的染病而亡，有的则因饥饿与劳累抛尸他乡。而在敌机轰炸中遇难和在作战中阵亡的人更不计其数。1917年2月24日，法国输送华工的“亚瑟”号轮，行驶在地中海时被渔雷击中，当即有543名华工遇难。出发前，华工们与英国当局签的合同讲明不参与战斗，而事实上华工们所从事的工作则是战斗的最前线。时任第13营翻译的张邦永在《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一文中讲述到：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步枪的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50码。我们是站在敌战壕前挖战壕，战壕挖好之后，英兵才进来，所以我们实际是在最前线。遇到下雪时，满脸飘着雪花。到了天晴雪化，壕内泥浆没胫。轮班睡觉时也只得站着睡，其苦更甚。3营10连的华工严振盛则叙述道：我们的生活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在战事吃紧和阴雨连绵时，连烂料霉面也吃不饱。有一个阶段，我们竞7天7夜粒米未进，全靠挖野菜、吃萝卜度日。租借地宅库村的丛树举曾回忆道：由于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开始当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时，许多人跑出战壕观看，结果敌机既投弹轰炸又俯冲扫射，致使许多华工被炸得血肉横飞。

　　环境的恶劣与战争的残酷让华工们饱受肉体折磨之苦，而对华工们的那种岐视与虐待更让人难以忍受。当年那些运送华工出洋的船， 都是些战时从商人那里征募来的商船，路上还要载货，根本不具备载人的条件。据资料介绍，在一条运送华工的船上，年轻的大副向船长表示非常担心乘客的安全，而船长回答道；“什么乘客？从来没听说把苦力看作乘客的，……你让我用全部马力来使这些中国人更舒服一些！如果我不了解你，我一定认为你是喝醉了。”张邦永回忆到：“圣诞节前夕，大家正在议论圣诞节的礼物怎么还没来时，敌人的大炮声和坦克的轰隆声震天地响了。有人伸头望去，在月光下一长串的敌人在坦克后面正爬向我们。我们到后面去找英国军官，结果，通通不见了。”“一天早上，一个英国工头从厕所里拉出一个华工，要罚他立正5分钟，说那是英国人的厕所，中国人不该去。”严振盛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说：“我们居住在行军帐篷里，每遇寒风凛冽雪花纷飞的天气，我们被冻得挤成一团，合衣而卧；有时大雨淋透帐篷，搞得大伙夜不能寐，白天还得照样拼命干，否则就要遭英国军官的鞭打。许多华工被打得皮开肉绽，衣服和血肉粘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有些人伤口感染成疮，长期不愈。”一位名叫德瓦古里的法国人在日记中写道：“这些腿上缠着交叉布带，头戴小圆帽，衣服褴褛，无精打彩的中国苦力，被结实而趾高气扬的英国军官和士雎手持短粗木棍，在两旁押着，就像狗赶羊群一样地劳动。”

　　然而最令华工们感到悲酸的则是来自于祖国的贫穷落后。当年的段祺瑞政府根本无意出兵欧洲，而是以参战为名，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组成所谓的参战军，扩充皖系势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使中国陷入了十几年的内乱。不仅如此，段祺瑞通过各项借款，向日本出卖大量国家权益。如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在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段祺瑞竟表示欣然同意，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为日本后来据为凭证，拒绝在战后将山东交还中国。此等视民命如草芥的政府，对外出劳工的态度可想而知。据资料记载，赴法劳工因工资汇率问题蒙受损失而求助于中国驻英使馆时，使馆方面竟然函电不复、上访不见。北洋政府及驻英、法使馆也曾派员赴华工集中地视察或慰问，但基本上走走过场，从未直接与华工们见过面。对此，华工们“只有咒骂，只有叹息。”飘泊异域、孤苦无依的华工们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维护自身的权益，顽强地生存下去。据统计，仅为抗议虐待，华工们组织的各种罢工抗议活动就近30次。为适应在当地生活和务工的需要，华工们还组织了各种识字班、补习班，由随营的中国翻译免费教授中文、英文和法文知识。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后成为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晏阳初先生，正是在法国战场担任华工翻译期间，为华工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和互帮互助的精神所感动，才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放弃做官和当教授的机会，终生投入到平民教育事业中。

　　非人的虐待，艰苦的条件，危险的环境和残酷的战争，使许多怀着出国挣钱发财梦的华工惨死在异国他乡。据中国公使馆统计，当时在英军服务的华工中，有名有姓的死亡者就达9900人。实际上，根据战后的清点和统计，在法军和英军中的华工死亡者和下落不明者接近两万人。目前，在法国和比利时葬有华工的公墓共有69处，只安葬了1874名华工。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四年的战争终于结束、战胜的协约国沉浸在一片欢欣喜庆的气氛之中。同年11月16日，英国殖民大臣专电英属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骆克哈特：“值此停战大喜之日，我向威海卫人民祝贺战争胜利，并感谢你们的帮助，从威海卫招募的华工军团对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非常感谢华人社团对政府的衷心支持。”彼时的中国同样是一片欢腾，政界要员、社会名流、莘莘学子，几乎无人不欢呼雀跃无人不慷慨激昂无人不踌躇满志，希图籍战胜之机挣脱自近代以来列强套在中国人头上的重重枷锁，一改自身卑微的国际地位。然而，时局的发展很快就将国人的种种梦想击的粉碎。在1919年1月18日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借美、法、俄等国的支持，以强盗逻辑强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一切利益，战胜之日终成国耻之日。当时，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列强代表面前厉声反驳所谓中国没有派一兵一卒参战的谬论：“14万华工在欧洲战场欲血奋战，有谁改否认他们的贡献和作用？”然而，在那个“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的年代里，中国人的声音毕竟太微弱了。

　　弱国无外交！国弱受人欺！巴黎和会期间，那些为战胜国做出贡献的中国华工并没有享受到战胜国国民待遇，他们的命运很长时间没人过问。在华工们的强烈要求和团结斗争下，1919年秋被陆续遣返。但实际上回到祖国的只有11万人，另有3000多华工选择在法国定居，并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国的华人。

　　八十多年过去了，这段历史不但英国人、法国人已经遗忘，对中国人面言也是一段陌生的往事。但是，旅法华侨华人为争取参战华工权益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1988年11月28日，在法国华裔融入法国促进会的倡议和敦促下，法国政府终于公布 了有关华工的档案，并在巴黎市中心里昂车站附近的毛里斯德尼街口广场的建筑特上镶建了华工纪念牌，在上面用中法文刻着：“公元1916-1918年，14万华工曾在法国参与盟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后，其中3000人定居法国，并在巴黎里昂车站形成了第一个华人社团。”1998年11月2日，法国政府又在巴黎13区华人社区的博德里古公园内竖起了一块2吨重的花岗岩石碑，碑上镶刻着镏金字：“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2002年清明节，法国诺莱特华工墓园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祭活动。法国荣誉军人和退伍军人30个协会代表、旅法华侨华人50多个社团代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和其它常驻机构的代表、法国各界人士近800人参加了公祭仪式。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参加并讲话，法国总统希拉克派代表参加并为公祭活动，在其致信中旅法华工被视作为中法关系的先驱，华工们的地位和尊严终于得到恢复和承认。

　　2002年2月，笔者利用到英国查取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的机会，取道法国专程考察举行公祭活动的诺莱特华工墓园。这是一个在英军华工营地原址上修建的占地2650平方米的墓地，也是在法国与比利时华工墓地中的最大华工墓园。外有半人高的围墙，入口处是中式石雕牌坊楼门。楼门的两则的牌柱上刻有时任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撰写的对联：“我欲多植松杰生长远为东土荫，是亦同瘐袍泽勋劳宜媲国扬名。”联后注明，一战期间有9900名华工遗骸葬于法境。园内绿茸茸的草地上，竖立着842块墓碑，每块墓碑上部横刻着“流芳百世”。

　　“虽死犹存”“勇往直前”等中英文大字，下面用中文刻着死难华工的姓名、籍贯、出卒年月及编号。这些死难华工有多少是从威海卫出发的尚不清楚，但他们大多是山东人，特别是以寿光一带的居多。我不知这些华工的亲属是否还记得他们的一去不归，是否知道在遥远的异国还有他们的墓碑。但我敢说，他们的亲属未曾有几个能在他们的墓前烧过纸、上过香。此时，我站在墓前望着那一排排洁白的墓碑，那种在威海卫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欢送场面、那种在枪林弹雨中挖战壕送弹药的场面、那种在饥饿和寒冷中苦苦挣扎的场面、一一闪现在脑海，耳边又回响起那首“众弟兄，大家来听……”的华工出洋歌。在未解放自已之前，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枷锁远离祖国为他人自由而战，为中国人的名誉而战，为中国的地位而战，表现了中华民族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不可辱没的民族气节，他们的遭遇应公正的载入史册，他们的事迹应该让所有的华夏子孙牢记。在墓地中央，我用中国最古老、最传统的方式，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郑重而虔诚地报以三个响头！

　　回国后的不长时间，我看了一篇报道：2002年3月30日，法国最后一位“一战华工”辞世，享年103岁。吴建民大使曾于一个月前看望过这位江苏老乡。2002年3月，一战华工史应该记上这个特殊的日子。